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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入围项目(2)速览

作者:游艇会 发布时间:2020-01-02 02:03 浏览次数:

  张晓武《乡村系列之乡村学校》、王晴《异乡·故乡——新疆伊犁俄罗斯族人迁徙历程及血统演变》、吴浩《十一家——以扶贫搬迁为中心的苗寨影像考察》、方云峰《苏撒坡的密枝林》、顾勤《致亲爱的》、吴国勇《无处安放》、牛宏岐《我在西海固疼水》、邹京耀《网红打卡系列》、杨文彬《大盛世》、德戈金夫《新草原照相馆》、尤兰达(Yolanda vom Hagen)《北京蓝(Beijing Blue)》。

  2015年2015中国丽水摄影节“四月风”青年影像创作扶持计划学员作品展

  2016年《追欢作乐》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无乐不作”主题展并获“刺点大奖”提名奖

  学校是个场所是个单位更是个概念,一直呆在学校围墙里的我经历其中感受其中,因为熟悉,学校的感觉在平淡的重复中逐渐淡漠,我似乎一直在回避“这是哪里?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样执着的问题。三年前,总是改革的教育把我调到了另一个乡村学校任教,现实的奇异强迫我去理解自己的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身份激发我去思考学校和我的关系。特质的封闭的空间中,我冷静客观的去感受去观看,耐心细致的去寻找去呈现,犹如一名医生剖析着自己剖析着学校,在细节中逐渐呈现人和人、人和空间、人和物的关系属性,从普遍性中寻找特殊性,从特殊性中思考本源性。

  学校的概念决定了学校的复杂性,所有的问题都不用回避,我抛弃叙事性的直接表达方式,运用非典型记录的影像语言脱离同质化的拍摄手法,不去定义所调的正确性,把问题的合理性、矛盾性和冲突性隐藏其中,回归空间的正常和影像的正常,我希望通过我的影像让观者自由选择信息建立自己的观看体验,并有原则有态度的去理解乡村认识学校思考问题。影像的价值和高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乡村学校》这个专题中的问题映射和问题延展,让我们清晰学校的问题一直在,教育的问题一直在,学校里的老师和孩子一直在。

  《乡村学校》影像让我找回了我的身份记忆,完成了我的身份体验,记录下我的身份特征,它是我的出口,也是我的自白。

  自由摄影人。1990年接触胶片摄影。2006年开始进行数码创作,拍摄纪实题材专题。2012年3-7月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进修学习。2013、2014两年的春季,在北京电影学院选听视觉类选修课。2017年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专题《生命的回声》从2006年开始,对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峡谷地带及盆地的维吾尔族村落和信仰圣地,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拍摄,记录这里的人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礼节习俗,信仰仪式,捕捉这一地区的生态文化现象,讲述了这里人真实情感和日常生活。

  专题《玄门之士》从2014年开始对道教圣地武当山道教信仰进行了深入记录,探究当今时代中华汉民族传统宗教的发展状态及道士宗教人生的精神面貌,采用了客观表现与主观感受表达的手法来诠释这一主题。

  同时关注了留守儿童的话题,拍摄专题《星月与文玲》,反映皖南一对留守表姊妹的不幸生活际遇。以及近几年完成的摄影专题《天山,马背上的民族》、《西部》等,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异乡·故乡》。

  纪实专题发表在:纽约时报、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大众摄影、中是摄影报、人民画报、中国画报、南都周刊、摄影旅游、Lens视觉、中国民族报,等杂志和报刊,发布在“纽约时报”、“新浪”、“搜狐”、“腾讯”、“中国摄影家协会”等网站的图片专栏。

  获奖:2013--2018年,获得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人类贡献奖”摄影大赛文献奖;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资助奖;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优秀摄影展;索尼青年摄影师资助计划奖;蝉联两届露西姊妹奖IPA国际摄影大赛中国区“年度深度摄影师”奖、“人类一家”主题比赛专业组4枚金奖;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金质奖;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图片故事类二等奖;第二届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入围。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就有俄罗斯人通过中国伊犁边界进入新疆;到1871年,随着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大批俄罗斯人,主要是商人开始迁居新疆。这一时期迁居新疆的俄罗斯人以俄国侨名的身份出现,享有特权不受中国官吏的管辖和中国法律的约束。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发生内战,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大批战败的白俄官兵及难民涌入新疆,成为二十世纪俄罗斯人移居新疆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对新疆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一次。

  1930年前后,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同时与新疆相邻的地区出现饥荒,大量饥民和无法接受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俄罗斯人携家带眷来到新疆;这一时期,苏联红军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军事援助,派遣布尔什维克战士来到伊犁,他们中间有来自顿河的哥萨克军官,也有来自莫斯科的年轻女军医,战争后他们的后人部分留在了伊犁。另外,这一时期,苏联政府遣返大批在远东务工的华工,华工携带俄罗斯妻眷家小返回中国新疆。这些俄罗斯人加入中国国籍,从而形成了新疆的俄罗斯民族。

  到1944年,新疆省政府统计全疆有俄罗斯人19392人,而伊犁地区,是俄罗斯人最大的聚居区。

  这些俄罗斯人积极融入新疆的社会生活,与新疆少数民族通婚,学习当地语言、文化习俗,并将新疆视为故乡。在百余年的民族演变融合中,目前有俄罗斯纯血统的人屈指可数。

  我在伊犁拍摄,第一部分,调查采访了4个俄罗斯族家庭,结合历史旧照,收藏文物、家庭文献,诠释他们的迁徙历史、生活信仰,以及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而这4个家庭也是伊宁市仅存的有纯俄罗斯血统成员的人家。第二部分,拍摄俄罗斯族与其他民族通婚产生的第二、三、四代混血后人的面部肖像,旨在研究一个极少数的、外来的迁徙民族在异国他乡的演变进程,从他们的面部特征可以看出,在一定历史时期,在新疆,俄罗斯族的族名概念可能会存在,但具备纯血统和有着俄罗斯特征长相的人将在不断融合中消失。

  山谷中大雪覆盖的村庄_伊犁巩留县莫合乡,曾经是俄罗斯族人居住的村庄。1930年前后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大批俄罗斯人或对集体化政策不满或因灾荒从苏联沿边境涌入新疆,一直持续到1933年。来新疆的俄罗斯人多数分布在北疆的城镇及郊区,他们喜欢聚集而居,有的地方形成了俄罗斯村。1955-1957年,中苏政府照会,出台相关移民遣返政策,大批保留有俄国国籍的俄罗斯人迁返苏联,新疆俄罗斯族的人口因而剧减。20世纪60年代,又有一些人陆续迁往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目前,村庄只有七户俄罗斯人家居住。伊犁巩留莫合乡2019年1月

  哥萨克的后人_阿勒散德尔,烈士的儿子,彼得罗父亲,已80岁,现随子生活在巩留县城,他来到曾经生活过的牧场,回想起六七十年代,驾驶马车在山地雪路上从早到晚颠波为生产队运输粮食,因长时间曝露雪地,落下眼疾,日后一遇到强光寒风,常常就会流出眼泪。伊犁巩留县2019年1月

  伊犁河一直向西流淌,那是故乡顿河的方向。彼得罗离开牧区定居伊宁市已多年,这位顿河哥萨克后代,对顿河心揣无限向往,又热爱着伊犁河,他喝着伊犁河水长大,这是他中国故乡的河,母亲河,在俄历新年,冰天雪地,彼得罗纵跃伊犁河,洗去旧年的污秽,迎接新年的太阳。新疆伊宁市2019年1月

  2016.09-2019.06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摄影方向硕士研究生

  2012年9月至2019年5月,在扬州大学本硕学习期间接受纪实摄影、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课程的学习;

  2015年以来,摄影创作主要围绕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省的扶贫变化、百姓生活、民俗文化等题材展开;作品多次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并展出,曾在《人民摄影报》发表作品;在贵州日报实习工作期间,所采编的整版稿件《同框:搬迁户焦开文的过去与现在》《绝壁“天路”成历史走出大山谋幸福》以及贵州省委四个重点新闻策划一秋后喜算丰收帐系列等专题采访获得较大反响;

  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乌江支流六冲河,十多户“悬崖苗寨”的村民们耕种着 80 多亩贫瘠的油沙地,以种植苞谷、生姜、李子为生,仅靠来时的那条狭窄的山路与外界连接。为了响应贵州省委省政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号召,村寨将整体搬迁至县城。我决定用影像记录这一典型时期的非典型案例。

  寨子里以老人孩子为主要常驻居民,年轻人大多在广东、福建务工,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回来一次。而在我看来相对于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哈冲苗寨的生活更能显示出慢生活的特点。在这里,当然可以看到贫穷,看到“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但也可以看出村民在贫困落后中继续着一种传统农耕、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面对易地搬迁,村民们各有各的想法,搬与不搬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也引起我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

  为了躲避匪患,这十一家苗民在清末民初时期迁徙至哈冲的一处悬崖上。这里虽土地贫瘠,但也自给自足;这里虽闭塞落后,但也自得其乐;这里虽人口稀疏,但也长幼有序。这里就是桃花源的现实映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梦总是有醒的时候,这个悬崖村落处于地址灾害点,当地政府为了村民安全起见,将实施村寨集体搬迁。这将是一曲痛苦的离歌,田园式的耕读将成为过往,农民的身份将转化为城镇户口,住于城镇,劳于厂矿。他们的子孙将很有可能五谷不分。

  作品的第一部分我着重描述当地自然环境、记录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搬迁过程中的诸多矛盾、紧张、不安、犹豫、纠结等复杂情绪。希望能够揭示搬迁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能够细致的反映村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当地的乡土文化。

  搬迁的日子如期而至,哈冲苗寨的村民和当地其他乡镇 3103 户易地扶贫搬迁户一道入住县城里的移民安置点。我也随村民一起来到了县城的新家开始跟拍,在新的安置点里,整洁的柏 油马路、阔敞的楼房、设施齐全的社区服务中心,人们不用再爬那陡峭的山路、孩子们的新学校就在安置点旁、女孩子们也开始打扮起来……村民们开始慢慢的融入城市的生活。但融入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很多时候会无所适从。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鸡肋,彻夜长歌将被投诉扰民,血淋淋的祭祀将被视为恐怖事件,饲养的家畜家禽也会触怒居委会。一方面,村民们建立新的社区、重新建构自己的新“朋友圈”,努力在城市里安稳立足,实现财富的积累、脱贫致富。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关系开始转变:话语权、经济决定权由长辈向年轻人转变,包括女性在家中地位的转变。在生活习俗上,婚丧嫁娶简约化、横向人际关系断裂。纪实摄影所做的就是信息可视化,这些具有时代更迭的社会样本将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在案,摄影师只是一个转译者,在时代的浪潮中汲取那珍贵的瞬间。

  正如吴印咸所言,“时代给了我创作的条件,我的职责就是记录下这伟大的时代。”如此 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让贵州十分具有样本价值,它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扶贫。

  搬迁大潮的缩影、都具有即时传播价值和历史价值。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这变化的背后更多的是让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陷入沉思。

  乌蒙山区是全国“连片特困山区”,也是贵州省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喀斯特地貌让这里难得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哈冲苗寨就 “挂”在悬崖边上,只有十一户人家长期定居于此,基础设施落后、不通公路、土地贫瘠,寨子的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贴着六冲河,紧靠悬崖间的小路进出。不仅如此,寨子背靠的峭壁落石频繁,2013年被当地国土资源局列为地质灾害点。2018年5月贵州毕节

  十一户人家是苗族“歪梳苗”支系,常驻人口六十三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不通公路、土地贫瘠,年轻人纷纷选择在福建、广东等地常年务工,有人几年也未曾回来。 2018年7月 贵州毕节

  荣荣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外省出生,跟着务工的父母在福建生活。2018年5月 贵州毕节

  家乡寻甸,横跨金沙江、南盘江流域之间,高山绵延,丘壑纵横,林深树密。国土面积3598平方公里,居住着汉、回、彝、苗等民族50余万人,其中少数民族10万余人,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我于2003年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在学校担任美术教师5年,后工作调整到教育局机关工作,目前在寻甸县文化馆工作。在县教育局工作期间曾经借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四年,2008年在宣传部工作期间赶上我们县文明县城达标和新农村建设大规模的铺开,我用相机拍摄了大量村民的生产生活图片资料。在整理手边这些年所拍摄的素材和拍摄完成后简单的笔记。看着这些在时间长河里涤荡起伏的村庄截片,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陌生感,原来凝固下的普通的一瞬间在时间长河里已变成一幅幅超越现实的存在,又或当时平淡无华的瞬间却使得泪水不觉的就浸湿了眼角。家乡农民像泥土一样光环黯淡,色彩斑驳,线条粗粝在时光里不紧不慢地发酵。现在家乡正经历着扶贫和城市化浪潮的冲袭,我想用手中镜头记录下他们在这一大环境下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距寻甸县城以北的乌蒙山上有一片神秘古老、四季常青、枝繁叶茂的古树林,被称为苏撒坡密枝林,彝语称为“密枝杜”,意为密枝神殿。古树下是个纯白彝族村子-苏撒坡。村子海拔2750米,有人口65户306人。岁月变迁,古时的富庶之地现已是生产条件落后,积贫积弱的地方,多年来都是寻甸县重点扶持的贫困村。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2018年底村子顺利脱贫并通过了国家验收。扶贫力度的加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强势推进,使得这个彝族小村落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苏撒坡的村民就像密枝林的古树一样在这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坦荡与坚韧,动人心魄,令人肃然起敬。这片古树林在默默守护他们的同时,也见证了这个小村落的兴衰与变迁……

  寻甸县甸沙乡苏撒坡密枝林,彝语称为“密枝杜”,意为密枝神殿。位于海拔2750米的高山之上,约600亩。密枝林被彝人视作圣洁之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砍伐,所有树木都是在没有人畜干扰的条件下自然生长。2018.8.19

  村民合影。村里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2016.12

  2011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版画专业,学士学位;现任职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市文化馆。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

  2015-2019年间摄影作品五次获得苏州市优秀群众文艺作品重点项目立项;

  被苏州市摄影家协会评为2015年度优秀摄影创作奖及2016年和2018年度最佳创作奖。

  摄影作品多次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平遥国际摄影节、丽水摄影节、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纽约国际摄影展、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等。以摄影作为传达自己内心世界和对待生活态度的媒介,用影像去思考个人体验与社会的关系。

  《小日子》入选 好山好水好 好人好事-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型摄影创作征集活动;

  《小日子》、《花儿与少年》、《蹦床女孩》入选 2018 第二届深圳国际摄影大展。

  2016年我的孩子出生,我的身份突然从孩子变成了母亲。由于身份的转变,我感到不适应,我开始观察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已经年过五旬,身体也跟着出现了各种问题,我的外公外婆年过八旬,由于工作原因,母亲平时在家一边照顾着老人,一边照顾孩子。有时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像是看到了未来某一天自己的影子。2018年6月我的母亲接受了第二次乳腺癌手术,同月我的外公去世。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我曾以为在死亡面前,自己是勇敢的,可当你真正接触它的那一刻,我是如此的害怕,不知所措。从去年到现在我看着母亲从消沉到释然的转变,我经常和母亲聊天,感受她的心情。我的母亲是脆弱而坚强的,在她身上让我明白了好或不好都是生命的给予。无论是外公的去世,还是母亲身上的病痛,他们就似满天的星尘,这是生命的广阔,也是一个人对生命的宽容。母亲用自己的经历给我上着生命的课。我希望通过对母亲的拍摄,学习如何去面对生命,面对生老病死。

  1963年出生于中国湖北襄阳,曾为水利工程师,1992年南下闯荡深圳,以其专业知识谋生。现居深圳,自由摄影师。

  1《深圳河》系列,第七届DIPE大理国际影会圈内邀请展 (2017.8 )

  2《生死毒局》青少年戒毒故事系列,惠州启明星禁毒教育基地常设展,2017,策展人:李政德

  央视“焦点访谈”“新闻周刊-人物访谈”“访客”三次采访报道,国内外众多媒体采访报道

  曾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单车,发端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风口。2015年5月,第一辆无桩共享单车首次出现在中国北京大学校园,其绿色出行”、“解决最后一公里人们出行难题”的理念得到大众欢迎。短短2年时间,70多家共享单车公司蜂拥成立,2700万辆颜色艳丽品牌各异的共享单车被生产出来并迅速占领了中国各大城市核心区的公共空间。

  从一开始的放任不管,到2017年中期车多为患时,政府才觉不妙,开始实施限制管理,并由政府主导对市场上超量投放的单车进行收缴清理。这些被清理的临时堆车点在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体量庞大却又隐蔽难寻,被人们称为共享单车“坟场”。共享单车运营商因此纷纷倒闭,仅剩少数几家公司勉力运营。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用户押金无法退还。数百亿资本财富打造的共享单车弃如敝履,成了城市垃圾。

  2018年1月起,摄影师历时一年多时间,跑遍国内20多个城市,暗访了50多处共享单车坟场,用航拍、地拍、VR、视频、音频等多媒介方式记录下这个社会奇观。

  2018年7月26日上午,中国搜狐门户网首发了这些照片和视频,立刻引发中外媒体的病狂转发,网络点击量数亿人次。成千上万的市民在网络上留言发表看法,形成一个现象级的传播事件。也让人们反思当下中国资本利益驱动下的发展模式中各种深层问题。

  该组影像经媒体传播后,中国政府改善了对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并加强了对破损单车的报废回收工作。截止目前,摄影师拍摄到的大部分共享单车坟场已经消失,但与共享单车有着相同逻辑的“共享汽车坟场”现象,在2019年春天随之也出现了,摄影师在继续跟踪拍摄这一奇观。

  无处安放的不仅仅只有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更有我们对这世界的执念,对财富的梦想,以及在时代背景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石家庄栾城一号 一座桥下堆满了废弃的共享单车,一辆车上印着“厉害了我的国” 2018/11/22

  武汉洪山一号 城乡结合部,新建的居民区旁的村民广场上,一座中式凉亭在共享单车的“海洋”里沉浮 2018/04/10

  一、1981年生活困难,购买了一台120相机走乡串户拍照。由于当时经常停电,发明了用煤油灯曝光的方式。并书写了《油灯曝光生成的复古颜色》文章寄给《大众摄影》(未发表)。

  二、2006年,正式开始拍摄西海固题材。多年行走在西海国民间,纪录拍摄了西海固398座古城堡,拍摄了106个已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村庄,拍摄了固原古城大街小巷的变化,以及拍摄了西海固数百个饮水的河溪泉井,共拍摄了约近千万张照片。

  三、已出版散文、摄影、诗歌集《失守的城堡》。本次投稿专题《我在西海固疼水》正在补充完成中,完成后准备结集出版摄影画册。

  四、先后在《南方周末》《天下》,《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艺术报》《中国摄影报》《CCTV • 9》《CCTV • 10》《摄影频道》刊播过作品。在《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家协会网》《腾讯·活着》发表个人摄影专题。

  五、2012年10月参加“隐没地一上圈组村民与艺术家的影像实验”活动,作品在2013年4月北京今日美术馆展览中专栏展出。

  六、2015年宁夏第九届摄影艺术展荣获纪实类二等奖。2018年宁夏第九届艺术奖以纪实作品获二等奖。

  七、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宁夏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固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西海固是美好的。西海固于我无处不在,牵牛花开是西海固,养麦老熟是西海固。古马新月是西海固。叫卖玉米棒的农妇用清甜的噪音告诉我,西海固的秋天来了。北归的候鸟阵队猎猎地提示我,西海固的冬天又结束了。西海固的小伙播完麦种,忘不了给垄头撒几颗葵花籽,西海固的姑娘出门赶集前,少不了涂上一抹好看的唇红。

  西海固丘陵绵延,沟塾纵横,是宁夏南部几个县,但不是苦难的代名词。在古代,西海固地处中原朝廷与游牧部落争斗的咽喉,经受着战乱蹂躏,铁木真屠灭党项时戕杀了不少西海固的平民,民国期间,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夺去了西海固近24万人的性命,又出现过旷古的煌灾;后来,由于干旱缺水,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定义西海固为“不适宜人类生活之地”;曾几何时,西海固惜水如油,有的乡村以存水多少来衡量家境,以水窑做彩礼、当嫁妆,有的地方酷暑用黄土濯身,有的人家半盆水洗了脸又洗脚,洗了脚又端去饮牲畜,有旱情严重的年份偏颇的山村里,一碗水全家人你一口我一口分着喝。

  就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西海固人像垫伏在土里的草根,终于等到了细雨润物的时节,终于焕然茁壮起来了。如今的西海固,雾起云生,改天换地,已变成生态优良、气候宜人的“避暑圣地”。

  西海固有今天的青山绿野,是天道运转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人的修为。“水之道亦人之道”,水是万物血脉,西海固受益于水,从而更吸收了水的精神给养。西海固人珍爱水的原因不仅是这片土地经历过十年九旱,更源于西海固人在穷困中养成了谦卑、勤俭、任劳任怨的生活态度。

  西海固人适时稼穑、苦劳乐观、克己向上、珍爱自然、潜心向善的习风,也是人类共有的本能。西海固人在饮水和温饱巳解决的今天,并没自觉差强人意,而是依然与自然和谐共存,育爱于疼,养命于水,秉承着质朴的生活习惯,演绎着新的历史故事。

  小雨打在脸上痒痒的,伏在泉边喝水心里清清的。我第一次看见小河时,根本不知道水是从哪里来的,但当我在岸边的碱土堆上发现一株图画课本里的小草时,眼前一亮,惊叫道,啊,原来你在这儿!

  多少年来,我行走在西海固的乡村野道,体味着山野的深度,抚摸着草木春秋,感知着心魂的桌椅,不由自主拍摄着西海固的天地生灵与人物自然。静坐在土峁上,扶起身边匍甸的碱蒿,我感到,山岳在不停地移动,村庄在默默地远行,孩子背负着书包,村姑执掌着锅碗瓢盆,老人正沉洒于往事……

  多少年来,我行走在西海固的乡村野道,体味着山野的深度,抚摸着草木春秋,感知着心魂的桌椅,不由自主拍摄着西海固的天地生灵与人物自然。静坐在土峁上,扶起身边匍甸的碱蒿,我感到,山岳在不停地移动,村庄在默默地远行,孩子背负着书包,村姑执掌着锅碗瓢盆,老人正沉洒于往事……

  西海固有许多与“疼”关联的方言词汇:“心疼”、“疼养”、“疼命”,有的母亲还给自己孩子取了叫“疼儿”的乳名。这种对疼的理解与道白,是特殊而又刻骨铭心的。我发现,把疼融进爱,用爱化解疼,对失而不可复得的生命元素的疼惜,才是给养人类不断繁衍壮大的真实源泉。

  “我在西海固”系列影像,虽然已经拍摄了十多年,但现实生活中可能变的和不会变的却依然在默不作声地变化着。其中《疼水》分25个各自单列又相互关联的章节,我意在立足西海固,以自然为形,以人为本,以水为魂,以不同的视角,借助诗化的表达来呈现个人对自然与人、人与环境同体共命关系的认知,来彰显人类以诗心化解苦难,“疼”并快乐的生活本质。

  纪实摄影是一种以客观影像个性化再现人类关怀自然、拷问自然、适应自然的艺术类别,在我看来,每一个课题、每一幅图像,都应是经由作者内心凝练后的人文生活截面,都应当饱有情感、充满气质,传递与人性紧密相关的真实信息。我相信,只要用心努力去去做,总会有所收获。

  我在西海固,祝福着西海固,希望能继续不断地体悟和发现深藏在西海固的美好。

  我在西海固疼水-云根雨穴》雾霭淹没了房屋、农具、牲畜,润泽着土地和人心。(2016年1月,原州区城耳山村)

  :《我在西海固疼水-云根雨穴》邱家沟的山洼暴晒了数千年,可近几年晨雾常来抚慰它的脸颊。(2015年11月,原州区阳洼村)

  《我在西海固疼水-地貌》经历过风霜雨雪的湿陷性黄土山坡,有时难免露出可怖的面目。(2015年1月,原州区阳洼村)

  现为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会员,国家高级摄影师,CFP、东方IC等媒体签约摄影师。摄影创作关注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作品在腾讯谷雨影像、《中国摄影报》、澎湃新闻、中国日报、新浪图片、人民网、四月风等平台发表

  2019年,作品《亲密互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群展2018年,作品《二维码》,平遥国际摄影,个展

  作为当下无人不晓的词汇,“网红”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随之而来的是“网红打卡”的兴起,它不仅指代城市、景点、美食,更让近两年的新兴消费热点“网红展”引爆社交媒体。

  从微信的朋友圈到众多社交平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网红打卡”作为标签的内容,精修的图片搭配极具画面感的文案,引发无数评论与点赞。打开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网红打卡”,令人目不暇接的“小哥哥小姐姐”扑面而来。巨大的流量让网红打卡地由此诞生。

  网红展”亦称“快闪展”,是一种最先由海外兴起的沉浸式娱乐展。通过形形色色的马卡龙纯色装置及镜面、气球等道具,结合VR、投影等新媒体手段,共同组成了声、光、电的幻想世界。其分布以“北上广深”作为核心,辐射至众多大城市,普遍位于黄金商圈的大型综合购物中心或人流量较大的广场、商业街中,名曰“网红艺术展”、“网红沉浸式互动展”等。而接踵而至的参观者只有一个核心目的:拍照、并分享在社交网络。

  巨大的流量背后,网红展览的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山寨、抄袭现象层出不穷。相似而又粗糙的场景,清一色的呈现手段,充斥着虚无、魔幻的展览理念……在利益的驱使下,披着艺术外衣的网红展就如过眼云烟般消逝。而这所调的沉浸式”艺术体验却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消费生活和审美表达,参观者沉浸于资本和媒介合力构成的戏剧化的假象舞台,上演着一幕幕诙谐而又荒诞的打卡表演,角色扮演的过程无形中建构了一场属于资本的狂欢。

  除却配以较为专业的团队前来创作的专职“网红“外,前往各种网红艺术展、沉浸展打卡的群体大多为年轻的“小姐姐”,常会见到“闺蜜”组合、“情侣”组合以及好友三两人等。在展览现场,不乏带着男友、老公前来拍照的年轻女性。在她们的百般要求下,其伴侣各种蹲着、趴着拍摄,还有的干脆将手机屏幕反来,这样在女生摆姿势的时候可以实时看到自己的动作和状态,以便更好地指导男生为她们拍摄。

  很多网红展览在开展时都会邈请众多明星前来助阵体验,明星再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发布现场拍摄的打卡照片,去吸引更多人前来自拍。在展场时经常能够听到“哇,某某明星都在这里拍过,我要在她拍过的相同的地方拍照”,“快来给我拍成和某某明星一样的照片,我要和朋友们秀一秀!”

  我曾在北京大望路附近的一处网红展览中,看到过两位化着精致妆容、身材高挑的女孩从一辆高级奔弛座驾中下车,后备箱中拎起两个行李箱径直向展场走去,在主题房间中开始了“表演”,两人的箱子中装满了衣服,每走到一处主题场景中就更换一套符合该场景颜色与造型的服装进行拍摄,在互拍的同时不忘拿出手机进行直播,告诉粉丝们来到这样的场景需要如何穿搭以及拍照摆姿的技巧。

  自2018年开始,我对“网红打卡”开始了持续的关注。截至目前,我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搜索相关展览信息,以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介方式记录了包括北京、上海等城市在内的近30处网红展览,并以社交平台为载体延伸着我的观看。

  从早期的“到此一游”到如今的“网红打卡”,资本与媒介的发展未来会演变成何种形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会以影像的方式保持专注、持续观看。

  《网红打卡》系列06 2018年12月9日 上海 新华联大厦 “减压展2.0”

  《网红打卡》系列08 2019年1月5日 上海 MoO媄术馆 “至彩沉浸当代艺术展”

  摄影师,1996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宁,2019年获得中国传媒大学摄影系本科学位,现常驻北京。主要作品有《大盛世》《大学社会》等。

  《大盛世》是针对集群式消费场域在中国当代社会扩张现状的拍摄项目。自2014年万达广场在三线城市的开业现场出发,以游走式的工作方式,截取被消费主义的灯光照亮的人群和景观。

  《大学社会》从微观权力的组织形式切入,综合形式表现了中国大学内以学生会为代表的学生组织群像。在项目传播后期,全国学生会联合会通过人民日报发布了《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的倡议。

  在杨文彬目前的影像实践中吗,《大学社会》曾获2017年映·纪实影像奖摄影师大奖;《大盛世》曾获第五届丽水摄影节新人资助奖,并参展PSA青策计划;曾入围第八届三影堂摄影奖;2016年受网易委托创作《欢愉之镜》展览于连州摄影年展,并获得2017年Abigail Cohen纪实摄影基金奖提名、2018年集美阿尔勒发现奖提名。作品可见于《中国新闻周刊》《财新周刊》《中国摄影家》《海峡摄影》、腾讯谷雨、网易看客、China File、Sixth tone等媒体杂志。

  在目前的影视剧实践中,杨文彬曾参与多部影视剧制作。2018年作为摄影师与导演助理参与了纪录片导演王久良的《四象八方》;同年,作为摄影指导参与制作的《June》入围了34届柏林短片电影节中国新生代单元。2019年,杨文彬受委托创作了盛志民导演《冲撞》中与剧情相呼应的的图片幻灯片部分,它将与电影一起在2020年面世。

  大牌、排队、限量、饥饿营销……超级资本带着诸多商品符号空降,刺激着本土市民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也刺激着权力主体的欲望。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政策要求下,在“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的摇滚之乡石家庄,城市规划部门拆掉商场后街两旁的小杂货店,铺设出比马路还宽的人行道。在开业当天,这条人行道无比荒凉,周围居民和摆摊小贩都去商业广场上围观了本地传媒院校学生的演出——那些临时组建的乐队,演出一晚上的酬劳是300元/人。

  临时组建的不仅是乐队,还有他们携带到三线城市的诸多品牌本身,以及墙面的漆皮、店铺的数量、餐馆的气味。超级商场携带许多貌似大牌的商品在长治等地开业——这些是人均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三线城市。通过“天眼查”发现,这些大牌背后的公司都是最近两年临时注册的。菏泽市一座新的商业地产在开业时,房产的漆皮有部分残缺,像是在掉落。从一封内部员工的爆料信中可以得知,东北某城市新开第二座连锁超级商场时,为了降低空铺率,物业对许多餐饮店停电一周来施加开新店的压力。因此,一些新店在第一天漏水、串味——这是三个二十四小时加班装修的结果,而官方称其为“万达速度”。

  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把在全国各地开设的超级商场视为救命稻草,他们正用最后的气力拼命抓住。我在大庆市的老城区拍摄时,开车穿过了一个挂着“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的人行天桥,转弯便遭遇了因客流量过多而进行的临时交通管制。“原本以为这里已经是座空城,结果我错了”,在新商场的开业当天,一位曾做过美容师、涂着烟熏妆的待业女生拿着从广场领取的荧光棒跟我说。只要能让老城看起来有新机,“垂直管理”、收缴率和空铺率这些概念对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不重要。

  在一次互联网转型论坛中,某商业房地产的老板说:“2020年,保守估计我的1000座广场会有60亿人次客流量。”《大盛世》拍摄的这些被五光十色的灯光照亮的群像,便是试图把这60亿人次还原为具体的面孔。

  2018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电影摄影专业影视照明设计方向,获文学学士学位

  2015年3月毕业于日本大学艺术学研究科影像艺术专业图片摄影方向,获艺术学硕士学位

  2015年6月荣获第一届“故乡的路”中国少数民族摄影师奖青年摄影师资助奖

  2015年11月受聘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客座讲师,主讲《大画幅摄影与黑白暗房》

  2017年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攻读艺术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民族志摄影与影像人类学

  我妈妈是出生在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的巴尔虎蒙古人,我在北京长大,但常随她回老家过年,因为姥姥在那里,还有许多亲戚,他们有些在镇上工作,有些仍在草原上过着传统的放牧生活。2013年至2014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利用假期往返于东京和陈旗,使用大画幅相机为他们拍摄肖像,完成了一组带有习作性质的摄影专题《草原照相馆》,从而渐漸拉近了与原乡亲族间的距离,也开始对这片土地产生了更深厚的情感。

  正如著名摄影策展人那日松在2015年“中国少数民族摄影文化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中所讲的——“其实我和德戈金夫一样,也是在北京长大的蒙古族,我非常理解他的状态:回到家乡语言已经不通了,生活习惯也是汉族城市里的。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有个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回到故乡的时候会有很强的失落感——我到底是不是这里的人?德戈金夫其实是通过影像让自己回到血缘的纽带里面,通过拍摄内蒙老家的亲人,让自己重新回到草原的大家庭中,算是一种寻根。”

  后来只要一有机会,我便会带着相机回到牧区住上一段时间,除了拍照片,更多的时间是在学习蒙语,听长辈讲故事,跟随牧民们放羊、打草、接羔、转场,参与婚丧嫁娶、敖包祭祀和那达慕大会等民俗活动。另一方面,受奥古斯特·桑德爱德华·柯蒂斯、庄学本等摄影师的影响,我的创作转入“影像民族志”的方向,如何将视觉人类学的方法与纪实摄影的语言互相结合,创造出艺术价值与文价值兼具、能够反应时代特征、拥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成为我思考的重点和追求的目标,《新草原照相馆》的构思也随之应运而生。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原直久教授曾说过—摄影是马拉松。如果把《草原照相馆》比作一个起点,《新草原照相馆》便是接下来我要完成的漫长比赛。有时我更愿意相信,并非我选择了这个题材,而是它选择了我。

  呼伦贝尔地处内蒙占东北部,除汉族外主要生活着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其中蒙古族又分为巴尔虎和布里亚特两支部落。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由于人口稀少在当地被称为“三少民族”。鄂温克依生活地域及生产方式的不同,可再进一步细分为草地游牧的通古斯、山间渔猎与农耕的索伦、山顶驯鹿的雅库特三部。鄂伦春与达斡尔主要聚居在鄂伦春自治旗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因历史及地理原因在文化上相对独立,而在草原游牧文明及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信仰的共同孕育下,巴尔虎蒙古、布里亚特蒙古与通古斯鄂温克三部逐渐形成了彼此交融又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并在今日工业化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不断发展、演变,展现出时代特有的新的面貌。

  其次,作为影像民族志的视觉文本,呼伦贝尔草原民族不仅在外在形象上拥有难得的整体性与多样性,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基因和历史印记,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的语境中均可做进一步的解读,衍生出更为丰富、立体的图像阐释空间,以此尝试对“纪实摄影”的探索与突破。

  2019 德国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 艺术作品“北京蓝”和 “ 真正的中国是蓝色的“

  2011–2016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上海 艺术作品“北京蓝”

  2010 上海世博会德国馆-艺术作品“卡尔街“ 和 “卡尔街人”

  2017 “克莱因瓶中的螺旋性叙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图文中心

  2017 “生·死·易中外艺术家展览” 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

  2003 “女性受害者”- 举办警方刑事纪录片拍摄女性死亡案件

  2011-2014 “十个平方米”- 在一个要财的公房里面的生活世界

  2015 “拜拜东台路”- 上海东台路仿古市场(1981-2015)货摊和卖者纪实

  2015 “暗房实验”- 通过区分人们视觉定向的能力来试验人们的恐惧

  2016 “影颤”- 通过味觉使人们在无意间呈现自然真实的本能反应,从而离开自我伪装的假现状

  2017进行中 “生活印记”(Life in Memory) -引导参与者冥想与一个已经过世了的人相处的快乐时光

  2018进行中 “OffLine”- 视频自画像 关于害怕死亡和孤单的生活

  2019进行中 暂定名称:“Same Same”去录音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的生活影响

  2019进行中 “北京蓝”- 十年后的北京路上的人的肖像

  我第一次与中国人亲密接触始于2005年在德国多特蒙德应用技术大学的一次中德摄影研讨会上。与来自清华大学中国学生的三个星期密集的共同工作与生活激发了我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热情。我要更多地了解并感受中国,学习中文。于是,2006/2007年期间我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度过了我在海外学习的学年阶段。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人们的积极、进取与热情。我学习了中文,选修了中文的摄影课程,并且将下午和晚上的时间花在与中国同学们的聚会与交流上。我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深探中国文化的精髓,希望了解一切。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的集体感、自发性、创造性以及面对极度贫困仍然能够拥有的积极人生态度。没有多少犹豫,我就做出了决定!我非常渴望理解中国人乍看起来难以理解、但最终却在中国行得通的逻辑与思维方式。我唯一的逻辑就是,那里的人、这个国家、各类兴趣及朋友圈等给过我希望。因此,在我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结束时我心里就非常清楚,一定要去中国,在那里生活和工作。

  我的摄影作品“真正的中国是蓝色的”与“酱肉末——中国人在德国的生活”见证了我对中国、中国人的惊叹。一年之后,我就借助德国文化交流中心的资助重回中国,旨在从广度和剖析我遇到的人的个性等角度完成我“北京蓝”的硕士论文。我的中文水平、我对人的个性的准确把握以及新近获得的硕士文凭都成为我叩开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敲门砖”。作为世博会德国馆的官方媒体摄影师,我在上海度过了11个月。之后,我仅仅在德国呆了四个月,就于2011年4月又来到了上海,继续投入到以往的生活、工作和与文化交流有关的项目当中。

  直至今日,融入这个社会对我来说依然重要。我烹饪、饮食中国菜,住在中国的老洋房内,拥有以中国人为主的朋友。我不愿做一名身在异国却只与本国人交往的异乡人。中国、中国人和我们的环境未来如何发展等诸多问题都非常令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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