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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 不要急于发文章”

作者:亚美国际 发布时间:2020-02-19 13:16 浏览次数:

  最近,学术圈颇不平静。先是核心期刊《冰川冻土》发表吹捧“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的另类论文,再是核心期刊给十岁孩子开专栏。而这两天,湖南师大一则博士论文答辩公告又火了。

  在这次答辩中,张楚廷不仅是答辩论文的研究对象,还是指导老师、答辩委员。随后有网友发现,张楚廷在任湖南师大校长期间,指导的不少博士生,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都是张楚廷的个人教育研究。知网收录121篇以“张楚廷”为篇名的文献,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张楚廷曾经就职的湖南师范大学。

  几起类似事件虽属特例,却也能见微知著,它们或许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切面:学术的圈子化、人情化、衙门化现象值得警惕。

  今天,活字文化特别推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缅怀导师王瑶先生的文章《王瑶先生的九句话》,或许会对年轻学者如何做学问有所启示:“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八十载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大,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连接纽带,则是鲁迅。

  王瑶先生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他的私下谈话,是最具特色的,采取的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和他的学术著作语言的严谨、简约不同,充满幽默、机智,常出人意料,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但又点到即止,绝不多说,全看听者有没有悟性。记得当年我和平原曾私下讨论,准备将先生客厅里的高谈阔论录音、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那将是一本更能传达先生的思想、精神的著作。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就风云突变,先生也被卷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在先生仙逝后,我在好几篇文章和讲话里,都陆续写出了我印象最深的先生的讲话片断,今天就作一个总结,有九句话。

  王瑶(1914~1989),字昭深,山西平遥人。文学史家、教育家,中国中古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青年时期师从朱自清,致力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著有影响力巨大的《中古文学史论》。建国后,王瑶服从组织调配开始了新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1953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建立。王瑶学贯古今,视野开阔,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修养,是一位在中古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三个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

  第一次,是1978年我入学不久的师训:“不要急于发文章。”这和今天不一样,现在的体制下,不发表文章就麻烦了。先生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

  第二次,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的1981年,这又是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然后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事情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要拒绝诱惑,牢牢把握自己所要的东西”,这大概是王瑶先生对我最有分量的一个嘱咐,我一直到今天,还时时回味先生的这段话,始终坚持遵循先生的这一师训。这大概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的。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定稿于1948年。一般说,“史论”的任务和写法不同于“史”,是以“史”为例而侧重于“论”;他却以更多 的精力用于“史”。当朱自清读到其中有的篇章,称赞说“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顼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近年来,又有学者赞叹此书“搜集材料的方法……有一种竭泽而渔的气概 ”,都着重肯定在“史”的方面用力之勤和功夫之深。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天的时候,王先生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么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我就反复琢磨王先生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前一句话的补充与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要有付出,甚至有所牺牲,“不能样样求全”。

  后来,我在给北大学生和北师大学生演讲时,转述了王先生这一教诲,并且作了这样的发挥:“要做学问,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也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致青年朋友》是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与大学生们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的产物和记录,收录了钱先生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十六篇演讲以及与青年人交流的五十通书信,他饱含着生命的激情,孜孜探寻社会的出路,苦苦求索生命的真谛,为广大青年朋友开启广阔的精神空间。

  说实在话,王瑶先生的这一教诲的意义,我也是在这些年经历了许多事,看了许多人的变化,才逐渐认识的。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先生就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有人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先生回答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说完这些话不久,先生就“走”了,留下我们这些学生,自己选择,走自己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现在再讲第五句话:这是讲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的“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

  后来,我在给学生讲《死火》时,转述了王先生的这段话,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与发挥:“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人生哲学命题:所谓‘冻灭’(‘坐以待毙’)就是‘无为之死’;所谓‘烧完’(‘垂死挣扎’)就是‘有为之死’”,“结果都是死,但过程不一样,就有不同价值,所要追求的是生命过程中的价值”;“所谓‘与其冻灭(坐以待毙),不如烧完(垂死挣扎)’,所要选择的就是积极参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现在,我也老了,到了王瑶先生当年的年龄,对鲁迅也是王瑶先生的这一人生态度和选择,就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了:尽管明知是垂死挣扎,也要积极有为,这就是“反抗绝望”。

  本书系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终卷。作者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学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这一时期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们在时代的大转型大变动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坚守,透视其个人性格、理想与时代、社会之间的交流激荡,重现了那个年月的社会风云,个人命运遭际、幽隐,以及精神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历史经验得失及其包含的启示。

  第六句話是:“知識份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所謂分子,就是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關於“什麼是知識份子”,有過無數的討論與爭論,王瑤先生寥寥數語,就講清楚了。

  有一次,王先生突然跟我談起當代的一些知識份子的表現來。這是很少有的,因此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我理解,王先生並不在意具體的褒貶,而是要借此概括知識份子的某種類型。讓我終生難忘的,是兩個概括。

  王先生說,某些知識份子看起來很博學,談古說外,其實是“二道販子”:對外國人販賣中國貨,又向中國人販賣外國貨,販賣而已。

  王先生又說,還有些知識份子,很聰明,開始時也用功,在學術上確實做出了一些成績,取得了一定的學術地位。然後,就吃老本,不再做學問了,而是到處開會、演說、發言、表態,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聲,取得政治、經濟的好處,這就成了“社會活動家”了。但也還要打著“學者”的旗號,這時候,學術就不再是學術,而成了資本了。當年的研究,不過是一種投資,現在就要獲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國學術界,這樣的“二道販子”、這樣的“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恐怕是越來越多了;我因此而不能不感佩王瑤先生的“毒眼”和遠見。同時也時時警戒自己:不要做這樣的“偽學者”。

  我要說的王先生關於知識份子的第九句話,現在已經幾乎是社會流行語了:“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我記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裡和學生、朋友說,後來在政協會上一說,就傳開了。

  一直到今天,人們說起知識份子的處境與選擇,也總要提起這句話,王先生也確實把在中國體制下知識份子言說的尷尬、無奈和頑強堅守說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瑤式”的表達方式。

  有意思的是,今天人們提起這句名言,已經完全忘記了其發明者是王瑤。我由此想到,我們這些學者、教師,一輩子說了無數的話,沒人記得住;但王瑤先生這樣一句話就在社會流傳,經久不息,大概是很少見的。

  钱理群(主编):1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81年起任教。被公认为中国文人思想界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2002年退休后仍持续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

  洪子诚(主编):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材料与之注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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